Rudolf Nureyev传记笔记之二

郑智化的事情,看得我很生气!首先,我非常讨厌为大boss百般找理由;其次,我也完全不认为这些人号称是为机场工作人员发声,真的是共情了他们,这无非是为大boss找理由的传统手法罢了。。。说起来,我在路上就没见过残障人士,在生活里除了听力较弱的朋友之外,我根本不认识/听说过任何残障人士。。。而每一个出国的人都会惊叹,原来路上有这么多残障人士,呵,一定是本国的残障人士不爱出门吧。。。我根本不想和这些认为人没有尊严才是默认值,人类就应该弱肉强食优胜劣汰,人类就应该没有什么基本线/基本保障的人相处,如果认为残障人士就不要出来给人添麻烦了,我就。。。很恶毒的希望这些人变成残障人士。。。或者作为健全人,你享受了那么多公共便利,是不是应该一步一叩首呢?
以及,我觉得,问问自己最诚实的内心,是希望自己过得好,同时大家都过得和自己一样好,还是希望自己过得好,同时大家远不如自己,虽然我想要的前者,但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想要的是后者。。。
怎么说呢,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还是不看得好,免得生气

那就继续来看Rudolf Nureyev的传记吧!
上文说到,普希金和他父母姐妹、同事、同学因为他的叛逃受到很大牵连,尤其是普希金,作为他老师,一遍遍的去做检讨,他非常担心自己就此被学校开除,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单位么就约等于死路一条了,但是所有人都没想到,有个领导站出来保住了他,没被学校开除,这个领导是一个大家一直以来都非常讨厌的人,非常僵化教条,就是很政工干部,有关系密切的人说,这人真的很讨厌,但是他做的这件事真的很让我敬佩,怎么说呢,我再次觉得,人类啊,是比较复杂的
他叛逃之后,后来和一个密友说到过师母,他朋友说,你怎么会和她发生关系呢?!她可是你最敬爱的老师的老婆啊!!他的回答是“Because she wanted to”,呃。。。

他师母在老师生日之前接到他的一个电话,KGB当然是知道的,她向KGB汇报的时候,说“她觉得有什么东西把他留在那里了”
师母的感觉是准确的,传记的笔锋一转,转到了他和丹麦芭蕾演员Erik Bruhn上,他俩在一起了,这位演员也是芭蕾传奇人物,比Rudolf Nureyev大10岁,成名已久,Rudolf Nureyev一直非常崇拜他,但他俩的舞台风格非常不一样,感觉来说,Erik Bruhn是轻盈敏捷款的,Rudolf Nureyev是浓郁狂野款的,但这段对“a totally reciprocal deep passion”的描写真是太美了,我昨晚在开了一下午庭之后,脑子和身体一起僵硬的躺在床上,裹在软软的暖暖的被子里读完这段,真的,整个人都好像重新生动起来!非常有画面,这种两个男子的镜像,我在马修伯恩的《天鹅湖》里看过,舞台上那么几个动作已经很震撼,而这里日常练习里大量的两个人互为镜像,互相检查,互相模仿,最后两个人的交流几乎不需要言语,这种荡漾,真的比AO3上大部分纸片人好磕啊!!我要都抄下来!
This began each day at the barre. Home-movie footage shows them working together in a studio, both dressed in black. Erik raises one arm into an arabesque position, Rudolf, facing him, does the same. They study themselves in the mirror, not with vanity but with the self-critical scrutiny of dancers. Then they change sides. Still facing each other, they move in close, their heads almost touching as they begin a fondu en arabesque exercise.Then they change sides. Still facing each other, they move in close, their heads almost touching as they begin a fondu en arabesque exercise. A faintly homoerotic undertone now emerges, which also plays on the idea of gender reversal, as they partner each other. Rudolf supports Erik’s leg on his shoulder effecting a grand rond de jambe as he promenades around holding Erik’s hand and forcing the arch of his back. Rudolf studies the effect in the mirror. Erik then does the same for him. Still at the barre, they try out a Don Quixote matador stance known in the bullfight as the quiebro: feet immobile, the body twisted and extended into the curve adopted by the matador before he plants the sword – upper torso sensually arched, head inclined, eyes half closed. Rudolf’s crescent is less exaggerated than Erik’s, but also more arrogant and commanding. Erik watched how Rudolf took the same steps and made them his own. ‘It was like speaking the same language, using the same words, but expressing oneself with a different accent and intonation.’

In the centre they take turns to set exercises: Rudolf leading a Pushkin-inspired, controlled adage, Erik a grand élévation sequence followed by a series of entrechat six. Here the difference in their schooling – and in their ages – is unmistakable. Erik executes the petite batterie with his arms placed and perfectly relaxed, Danish-style, whereas Rudolf is more agile in a Petipa diagonal of beaten cabrioles en arabesque, which Erik struggles through. Having begun working separately, neither wanting to influence the other, they slowly start to experiment, one trying the other’s way of doing things. ‘That’s how we began to take from each other.We got so that we hardly talked at all: we knew and understood each other just from a gesture of the hands.’ Stirred by the lyrical ardour in Rudolf, which he himself lacked, Erik had begun inflecting his movements with more force and passion, while Rudolf, never ceasing to marvel at Erik’s attention to detail, was working towards achieving classical calm and perfection for himself. They were Apollo and Dionysus who had found their opposite and were feeding off each other. And this was more than a metaphor: each, in his way, had apotheosized himself.

‘When you listen to Bach you hear a part of God … When you watch me dance you see a part of God,’ Rudolf once said, while for Erik, too, the artist was semidivine, capable of attaining what he described as ‘something total – a sense of total being.’‘There have been certain moments on the stage – four or five times – when I have suddenly felt a feeling of “I am!” A moment that feels as though it’s for ever. An indescribable feeling of being everywhere and nowhere.’

后面还有段关于这种战栗和狂喜的描写,说起来Rudolf Nureyev喜欢斯克里亚宾,但是斯克里亚宾的音乐我完全不懂,我就去找了一下,有一段对钢琴家安天旭的采访,我觉得很有意思(整篇访谈我都觉得蛮有意思),其中说到“我其实不太清楚到底斯克里亚宾怎么弹,才算是特别好。索弗罗尼茨基,里赫特,霍洛维茨,据说是权威……我听着也是各有各的好,但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评判的体系,我做不到,或者说还没想明白。因为听贝多芬,李斯特,拉赫等,我是有个人的评判体系的。我只能说一个体验:Svetlanov指挥的某一版“狂喜之诗”现场录音,我确实听出了狂喜到“七窍流血”以至可以“暴毙而亡”的感觉。我很抗拒,但大受震撼。”
搞得我对斯克里亚宾有点好奇诶。。。

6 thoughts on “Rudolf Nureyev传记笔记之二

  1. “其次,我也完全不认为这些人号称是为机场工作人员发声,真的是共情了他们,这无非是为大boss找理由的传统手法罢了。。。”

    我觉得这么说也有一定道理哎,但是这种找理由就很奇怪,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但这样子想到之前我俩有次聊天,我就更懂为啥那次我也是觉得某种做法背后一定有其道理。。。我觉得可能甚至不是“为大boss找理由”,就是觉得“这样做有其道理”,因为“我”是一个人,但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人很多我不晓得的协调,背后是一种非常不个人主义的+觉得决策者一定有其道理的思维。包括我看到微博上也有人说任何东西的制度化都要付出资源,那大家究竟愿意付出多少社会资源呢。一个社会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办法有效协调大家的资源冲突,决策者就天然被塑造为令人信服的,资源冲突也不会充分表现,而是直接被抹掉,“你并不(该)需要”“没有人需要”。

    我能理解的是说,一想到我如果在那个位置可能我也就是按规做事兢兢业业不好不坏普通人,然后就突然舆论风口浪尖“闯了大祸”,一想到由此之后的职业发展堪忧,就非常没有安全感。

    • 不奇怪啊,这种找理由的心里因素很多啊,1)boss这么变态,我还全身心的侍奉boss,是不是我也很变态了?因为boss有不知道的正当理由,所以为boss服务的我也是很有理由的;2)我都能忍,你居然不能忍,你让我看到了别的可能性,我这么多年的忍耐算什么?3)boss如果能随随便便对我散发恶意,那岂不是显得我很无能很可悲?!
      只是我很看不起这些人,我觉得就是贱。。。

      很多人也好,很多机构也好,做出来的事情背后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们为其找出来的道理,而可能是单纯是脑子有问题,或者为了“管理方便”为了“自身利益”为了“爽”。。。如果不是贱的话,那我只能说,往好里说,他们大概在生活中从来没见过恶意见过坏的动机,往坏里说,他们就是帮家暴男找理由的那些人了。。。他们永远觉得上位者或者机构背后有“好”的道理,而不是“坏”的道理

      你的理解我也不能理解,舆论风口浪尖是郑智化的问题么?要冲着郑智化发泄么?
      视频机场自己不放出来(放出来的还是加速版),谁知道具体工作人员是谁啊?!即使职业发展堪忧,不怪机场领导不让你升职,不怪机场没有设备没有流程没有培训,反而怪郑智化么?而且犯了错误反而官当得好好的人大把,为什么你本人的职业发展就堪忧了呢?还是怪机场不好啊。。。因为,机场不仅把员工放出来当盾牌,发动群众斗群众,还把盾牌弃如敝履。。。

      比如说,我爸,有天中午午睡,楼上邻居不知道干嘛拖家具,发出巨响,他被吵醒了,暴怒,当然不向着邻居暴怒,而是向着我暴怒,我觉得大概要死于非命,但是我也不可能去怪邻居啊,我只会觉得他脑子有问题。。。更何况这里邻居总多多少少有点不合适。。。

      一个社会没有其他令人信服的办法有效协调大家的资源冲突,这个不就是决策者乐见的局面么或者说他们造成的么,这样决策者就省心省力了呀,不仅省力还有人帮他们找理由,永远不会怪他们呢。。。

  2. 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你说的1、2都是成立的心理动机,3没有看懂……但我觉得其实和你不能理解的东西是一样的,一个东西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或对抗,那为了保持认知一致,就换一个方式去想。

    回到你爸暴怒的例子,哎,我觉得不是很容易想象,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会永远和自己暴怒的爹住在一起,那ta最后会怎么想,因为爹是既定不可控的,而邻居似乎还可控,要么选择怪邻居要么就要接受自己会一直承受这种痛苦。。。我觉得思维上前者会更容易的。。

    • 3也是心理动机,就是如果我可以容忍一个人/机构随随便便对我散发恶意,那就会显得我很无能,所以我认为TA的恶意是“有道理”的,是其实对我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针对你说“但是这种找理由就很奇怪,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因为有这些心理动机,所以一点都不奇怪,对自己平衡心理有好处

      承受痛苦已经够痛苦的了,居然还去美化这种痛苦,甚至去赞美制造这种痛苦的人,我其实觉得他们最内心都是隐秘的想着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可以成为这种痛苦的制造者,所以我也不是真的不能“理解”,毕竟你看我都找出这么多心理动机了,只能说我非常讨厌他们

      但我真的不觉得怪邻居会更容易,因为谁好谁坏谁正常谁不正常这东西太显而易见了,就好像我不可能怪公鸡打鸣,说都是公鸡打鸣才让太阳升起的。。。
      所以,怪我爹,思维上就很容易啊,因为他真的很奇怪啊,以前有人和我妈说,他是不是心理有点问题啊,我就点头如捣蒜,对啊!!就是有问题啊
      而且从实际的角度出发,选择怪邻居也没用啊,且不说我能不能管住邻居吧,毕竟邻居不出现也会有其他任何一点事情让他暴怒,在我观察里,暴怒值是一个固定值,就是10天就是会暴怒这么多次,有这样的烈度,至于是邻居还是别人车开的不行,还是他同事不行,还是其他,完全无所谓
      所以,我老早看出来,我就是自己一直会承受这种痛苦。。。我就算怪了邻居我也会一直承受这种痛苦,P用没有

      而且我不愿意换一个方式去想,还有一方面是因为,那我觉得制造痛苦的人就双倍成功了,他让我痛苦已经成功了一次,居然还让我赞美痛苦,那真是双倍成功呢。。。我觉得怪爹,反而是容易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让我感觉到,我没有被这种奇怪人士全然打倒

      此外,我觉得在本次的事情里,台湾人+攻击了某些人引以为豪的基础建设,是一大原因,有些人就是有集体荣誉感,对集体的批评仿佛就是对TA本人的批评,自己是集体的一员,集体好了自己也与有荣焉。。。我也很讨厌这套叙事就是了

      • 那我觉得制造痛苦的人就双倍成功了,他让我痛苦已经成功了一次,居然还让我赞美痛苦,那真是双倍成功呢。。。我觉得怪爹,反而是容易的思维方式,就是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让我感觉到,我没有被这种奇怪人士全然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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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种非常human dignity的想法啊!我就没有这样的觉悟,我觉得接受一种不可逃避的痛苦本身是非常痛苦很难去process的,顶多只能说忘掉,但如果非要去看这个痛苦,把它想成是因为其他东西或转移成其他想法会更好接受一些,虽然是逃避但是会让我更轻松。。。凝视不可逃避也不可抵抗的痛苦实在是太痛苦了

        当然我还觉得有个区别是爹是具体的人,体制是抽象的体制,所以认为是爹的问题会更有实感一些,但认为是体制的问题就会是巨大的无力感和痛苦,就是一个虚空的空影。。。

        以及集体荣誉感我觉得也不是大家真的在意集体荣誉感。。。只是一种氛围的vibe而已- –

        • 也没有这么高级啦,其实这不是就,言情文里面说烂了的“你得到了我的人,但你得不到我的心”嘛,要么说得文雅点,就是匹夫不可夺志也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非常容易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样想,反而可以自己感觉稍许好点。。。

          以及,逃避我也觉得很好啊,不听不看不想不问,尽量让自己开心点,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做的嘛!所以,就看Rudolf Nureyev跳舞吧!
          我基本上都是逃避,肯定不会死盯着痛苦看,但不巧看到了,或者不巧痛苦了的时候,我也绝对不会赞美TA,为TA找理由

          所以我真的很难理解“认为是体制的问题就会是巨大的无力感和痛苦”,甚至不单是喜不喜欢这类人的问题,而是真的难理解
          包括我之前说的“心理动机”,其实我都是硬说的,比如说“boss这么变态,我还服侍他”,我会觉得那就是生活所迫啊;比如说“我都能忍你居然不能忍”,我依然会觉得,因为你命好嘛,我这不是生活所迫嘛
          所以,总结来说,我不是特别能理解站到爹那边的人,除非他也想当爹,他也想当爹,这是唯一我能真的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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